新自由主义， 类公司治理与学术零工

社会学家斯蒂芬.鲍尔指出，这是学术界的话语体系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学术界过于倡导鼓励竞争性的文化。每位进入教轨的教师都要担心是否一不留神就在竞争中落败。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道德标签——个体责任，一旦竞赛失败，学术人员只能是自己的责任人。而管理体系假定每位教师都是个稳定的投入产出公式——心理稳定，足够坚强，能承受工作带来的所有压力，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

新自由主义已经是全球高等教育的主导意识形态并极大地重塑了学术界的版图，它主张教育系统按照自由竞争的逻辑重构，鼓励学者之间、学系之间、学院之间和学校之间的竞争。如此，学者之间的关系则不再是学术意义上的同行关系，而市场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在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推动下，处于这种关系核心的是对发表和资助等各类可量化的产出的排他性追逐。而此无疑会导致同事间信任关系的缺失（甚至是交恶）和许多集体议程的消失——例如，学术合作、对不合理管理议程的反对。这或许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解释，在本土条件下，为何对重要前沿的集体攻关需要诉诸师门等古老的组织形式，学术血统与师承显然比同事值得信赖。

新自由主义也将教师和学生都定义为交易中的人力资本，认为教育过程可以简化地理解为教师和高等教育机构将教育商品出售给作为消费者的学生的过程，教师则可被视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需要在短时间内保持学术利润率。显然，这种对教育重新概念化的方式与对教育的经典理解颇不一致——于个体而言，教育应当是一个终身的带来解放和变化的过程，于社会而言，它带来变革，促进社会朝着更加正义、透明、平等的方向演进。人力资本的最终目标是积累财富，但教育的目标是加强学习和知识共享，通过学习来发展学生，并在此过程中支持他们，但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将学生视为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简而言之，这一范式看重的是知识的商品化，看重的是其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

将学者视作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产品的销售人员，其后果必定是破坏性的。因为一旦如此，大学将要实现的是类企业的目标，大学的管理人员将会变身公司 “经理”。新自由主义议程要求学者为商业目而生产知识，期望研究人员吸引尽可能多的外部资金。这与学术人员为追求个人实现和社会福祉而创造、传播知识的原则背道而驰。对学者而言，既然日常工作的道德追求已然由“为社会”生产知识变成“为自己”负责，那么所有努力必然指向打造个人亮眼的学术履历而非社会责任。

“竞争和企业家精神”也容易导致职业自主权的丧失，对此Adrinnna Kezear and Tom Depaola在《学术零工》（The Gig Academy）一书中有过生动描述。他们从“零工经济”一词中获得灵感，指出，科学管理（也被称为“泰勒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是研究复杂的工作流程并通过对高技能工人的专业知识进行分解将每个环节变成最简单的可复制的步骤。这样，复杂的工作便变成标准化的机械序列，每个步骤都可以由可替代的低技能零工完成。而今，学术工作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教师的角色已被拆分为不同的环节——科研、教学、行政，这为将大部分工作转变为零工性质的岗位铺平了道路。例如，在论文和基金数是衡量科研工作的主导性指标时，学科知识和机构特色就不再是大学需要考虑的重点，通过博士后，研究生，甚至本科生来推动指标变化即可。通过拆分传统的教师角色，机构可以完成对机构资源流更大程度的控制，并重新配置它们以优化投资回报。但对学术人员而言，这意味着去专业化。

零工经济中的公司结构提供了理解高等教育机构版图转变的模版——该类公司一方面保留了少量稳定、薪酬丰厚的经理和员工（高管，律师，监督工程师，各种营销和技术专家等），另一方面通过培养替代性强的储备人力资源来创造利润。在学术零工圈，就业市场过剩的博士人数则是可观的人力资本储备。有学者戏称全球大学已经开始“临时工化”。例如，研究数据显示，在澳大利亚，10个全职学术职位中有8个是临时的。这或印证了Stanley Aronowitz的提法，大学已成“知识工厂”。知识工厂中最流行的管理手段当然是“审计”，学术人员要时时刻刻紧盯着的是“绩效指标、排名、目标和定期的教学评估。新自由主义与管理主义一道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关于学者的叙事——卑微、懒散，需要使用“绩效指标”进行管理。时时刻刻的审计和因竞争而增加的工作量，显然是学术界普遍焦虑和压力的来源。2014年9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Stefan Grimm 教授在家自杀身亡，在谈论可能的死因时，他的上级透露说“他正在努力实现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