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学者和博士生发C刊更难了

“不约稿，没有出路，一约稿，难度不小”。这是C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分享过的办刊经验，按照他的说法，《学报》的专家约稿量已经占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另一C刊《江苏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分享过类似的说法，《江苏社会科学》每年接收的自然投稿超过5000篇，但最终刊用稿件数量极少，超过90%的刊发文章都由编辑约稿而来。

C刊之所以如此依赖于约稿，一方面是因为投稿质量参差不齐，但更现实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影响因子的要求。CSSCI收录的期刊每年都会进行动态调整，其来源期刊目录会有所更新，这也意味着其中一部分期刊会掉出名单。除了正式的CSSCI来源期刊外，C刊体系还包括一定数量的CSSCI扩展版期刊和集刊，扩展版期刊和集刊的学术地位略低于正式的CSSCI来源期刊。动态调整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因子。2017年，《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C刊“降格”为C扩，主要的原因就是影响因子的不足。

2017年C刊目录调整的数据基础是2013—2015年所发表文章的被引成绩，当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声明中更是提到，被降格的原因是“没有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可交换和可买卖的，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本刊的‘影响因子’”。为了维持以及提升期刊的地位，编辑们会想尽办法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一位新传领域的青年学者向《知识分子》介绍，期刊如果想要冲击C刊，或者维护现在的地位，就需要尽量找到高引用的稿子。但在很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中，一篇SSCI论文通常和同等的两篇C刊论文价值相当，因此很多计划投稿SSCI期刊的优质稿件并不会向C刊投稿。C刊编辑收不到足够优质的投稿，只能去追求两种稿件，一种是知名学者的约稿，一种是热点话题稿件，比如“新质生产力”这类话题。

对引用量的追求还衍生出了一些更为不合理的规定，比如一些期刊规定研究生不能成为期刊的一作。一位社会学学者曾经向《知识分子》谈到，“这几年国内的C刊都要求导师挂一作，否则不予发表，这主要是为了引用率的考虑。如果是导师，至少是副教授以上就会有更多人引用这篇文章，期刊排名的压力也传导到了高校内部，博士生自己投稿的可能性很低”。博士生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自己的投稿难于和知名学者的约稿竞争，另一方面，C刊的版面也在近年来持续缩水。由于影响因子算法的原因，期刊编辑会尽量减少发文总量这个分母，增加篇均引用率，这导致本就不多的版面更加捉襟见肘。

前述对教育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在2016年，36种教育学C刊共发表了6,369篇文章，而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下降至5,616篇，平均每年下降3.10%。特别是自2018年起，这种下降趋势变得更加显著。以《高等教育探索》为例，其年均发文量降幅达10.88%，《教育研究》在2018-2020年更是经历两次大幅下跌，降幅分别为20.46%和11.17%。另一方面，从2001年到2020年，教育学博士招生规模年均增长9.63%。考虑到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逐渐放开后，很多高校在博士招收环节就要求论文发表记录，以及高校青年教师的发表压力增加，发表C刊论文的需求越来越大。面对旺盛增长的需求，日益缩水的C刊版面越来越不够用。

在期刊发文必须导师挂名和毕业发表要求的双重压力下，寻求与知名学者合作挂名已成为许多博士生的无奈选择。前述青年学者透露，部分高产知名学者实际上根本没时间写论文，他们大部分论文都是出自学生之手，学者仅在投稿时挂名第一作者。许多学生也了解这点，只是看重了导师论文发表的渠道。由于在毕业和奖学金要求上，高校普遍将导师一作、学生二作的论文视同学生一作，因此这种署名方式毕业并无实质影响。这种不公平的署名方式，反而成了师生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期刊向知名学者约稿，并不必然会挤压青年学者的发表空间。这位青年学者介绍。国外社科和人文类期刊偶尔也会向成名学者约稿，借助他们的名气提升期刊影响力。但这类约稿中有很多是学术书评或综述类文章，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在职称评定时，这些文章通常不算在论文成果之内。这样一来，期刊既能借助知名学者的光环吸引读者，又不会影响其他学者发表原创研究成果的机会。而国内不少期刊至今仍未区分研究论文与学术书评、综述类文章，知名学者的约稿就会挤占版面。

总体上看，C刊的发表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人忧虑的闭环。知名学者依托本人以及所在高校的声望和渠道，在C刊发表中占据先天优势，且这种优势呈现马太效应。期刊编辑为提升期刊影响因子，愈发依赖知名学者的稿源。普通学者和博士生发表则日益困难，为了毕业，博士生不得不将自己的论文交给知名学者挂名，这更巩固了知名学者的发表特权。